12月5日，记者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考古人员在清理西安灞桥区的一批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鎏金铜辟邪纽套印，印台四面阴刻有建筑、人物、动物图案，为全国首见，对研究东汉时期的丧葬用印、玺印制度有重要价值。

属东汉中晚期套印且印体形制完整

鎏金铜辟邪纽套印出土于西安市的一个东汉墓中，该墓位于灞桥区新筑街道黄邓村，是202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基本建设，在该地区清理时发现。

据了解，考古工作人员于一座东汉墓的墓室北部发现此印，它的材质为铜质，器表鎏金，母印与子印均为辟邪纽，组合整体呈大辟邪环抱小辟邪之姿，两辟邪都是扭身侧首仰天长啸状。印台为长方体，四面阴线刻有图案。印面近方形，印文为篆体阳文“王俊之印”四字。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土的印章属于套印，而辟邪纽印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体印，另一类是套印。前者流行于西汉末至新莽时期，器形相对较小；后者至东汉时出现，体积因套印所需而有所增大。而且两类印章外表形式也各不相同，单体印纽式精巧，印文多为阴刻，称多用“私印”。套印母印印台略增高，完整套印由母印、子印或母印、子印、孙印组合而成，多为一大一小两辟邪，印文改为以阳文铸造为主，专称多用“之印”“印信”。目前考古所见辟邪纽套印大部分仅存母印或子印，但“王俊之印”印体形制完整。

由于以往考古出土的辟邪纽印章标准器数量较少，学界对辟邪纽套印的年代判断存在一定分歧，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东汉晚期出现，流行于魏晋时期；另一种认为主要集中于东汉晚期。迄今考古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为西汉中期，西汉末至新莽时期数量渐增，形制均为单体印，而套印则均属东汉时物，流行于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基本消亡。而以往印学界认为辟邪纽套印流行于魏晋时期并无考古材料支撑。此次出土的“王俊之印”不仅形制和内容均符合东汉中晚期辟邪纽套印的特点，而且印体形制完整，其印纽及印文风格可作为标准器，为该类印章的断代增添物证。

虎形题材具有辟邪消灾的特性

“辟邪”纽印章多属私印。纵观两汉时期辟邪纽印章的演变，虽然尺寸、纽式有差别，但印纽的题材并未发生转变，表现的都是一种有翼神兽。单从印纽的造型来看，其亦虎亦狮，与汉代以来陵园神道两侧的“翼兽”极为相类，这种“翼兽”也被称为“辟邪”“天禄”“麒麟”，它们本身带有辟邪除凶、天降富禄的含义。

辟邪纽印章的制作工艺复杂，辟邪鳞甲、须发等细节的刻画极尽精巧，东汉时期流行的两套印、三套印更可谓穷工极态，体现了这一时期微型青铜器铸造极高的工艺水准，因而辟邪纽印绝非常人所能拥有。在墓葬中，辟邪纽印多发现于人骨腰侧，是墓主贴身随葬之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此类印章的认识还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有专家认为汉代墓葬中常出现翼虎食鬼魅的图像，意在保护死者在地下世界的安宁。因此，“虎食鬼魅”这类画像与陵前翼兽的意义是相同的，都是保护墓主的尸体和灵魂不受地下鬼魅的侵害，进而护卫和承载死者升往仙境。由此可见，自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盛行的虎形翼兽的图像或雕塑是这一时期丧葬观念的反映，它们被赋予辟邪除凶的功用。

印章的体量很小，只能算作“微型”随葬器物。置于墓主腰侧附近的还有一类“宝玉石微雕”器物。两汉时期，微雕器物一般成组发现，表现题材有人物、动植物与神灵异兽、兵器、宝瓶（壶）、连胜等。这类成组的器物中多见绿松石、青金石、琥珀、水晶微雕而成的虎形灵兽，甚至也有琥珀、玛瑙、煤精、绿松石材质的印章。在巴蜀、陕西、湖南一带的墓葬中，常见虎类题材的图形印出土，其中亦有较多虎食异兽、虎食精魅的图案。因此，无论是各类宝石微雕的虎形灵兽，还是印章中与虎相关的纽式造型或印面题材，可以说都带有辟邪消灾的特性。

套印有“打鬼辟邪”与“升仙”两层意思

此次出土的“王俊之印”套印，纽式为一大一小两只辟邪，较为特殊的是其印台四面分别阴刻有四幅图像。第一面图案阴刻有双阙，其余三面表现的内容几乎都与仙人有关。综合来看，此双阙应当与天门关系密切，由于画面刻划简单，缺乏日、月、凤鸟、蟾蜍、龙、虎、连胜等元素，单从第一面图像来看，很难确认双阙间人物形象的身份，但其余几面有仙人引鹿（路）、羽人拜谒、羽人晤对的内容，应是表达墓主期盼死后升仙的场景。学者推测“王俊之印”套印印台四面的图案，展现的正是墓主对于死后登天门、拜见西王母，继而羽化成仙，于仙界畅游的美好愿景。

汉代中小型墓葬中，受制于墓主身份地位、家族财力等因素，无法像高等级墓葬一样使用画像石、画像砖，或绘制墓室壁画及营建陵前石雕等，但通过印章、微雕组饰这一类微型随葬器物，也可以窥见当时在墓葬的细微之处，“辟邪”“升仙”的信仰观念很浓厚。“王俊之印”套印可谓“一体两用”，辟邪纽式可保墓主尸身不受鬼魅侵扰，印台四面的阴刻图案又象征了墓主尸解成仙的场景，“打鬼辟邪”与“升仙”两种观念被融合在这件微型随葬器物之中，毫无疑问是这一时期西王母题材盛行的结果。

来源：文化艺术报社